“那时，王先生已年近九十，仍吟诗作对，书画应酬，耳聪目明，从容不迫……”听印江德高望重的李敦礼老前辈这样回忆先生时，远望出去的视线里，那个风霜历练、慈眉善目、瘦削矍铄的老人走来，俯身在宣纸笔墨上，神情自若间有着素朴的深情和怜悯。老人叫王峙苍，字茂芝，土家族，1911年4月生，2007年离世，印江县城太阳山人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高级书画师。
王先生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，是一部厚重的书，一页一页地翻看，那些成就的光环耀人双目——诗、书、画、雕全面修养，篆、隶、行、草、楷各体兼容。1960年，先生主持设计雕刻了一座象征印江文化的九层组合式宝塔“文昌阁”，当年即送到贵州省人民政府，1982年，宝塔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永作存念。1969年，先生设计制作了一座紫袍玉带石雕“红砚”，献给贵州省“红展馆”。向来认为，石，无口无眼，不言不动中无法生一颗活泛的心，冰凉、僵直是它命运硬硬的形态。谁知先生是世间有心人，性灵手巧，雕琢打磨，拥怀抚摸中让印江之石有了另一种解释和意义。那么，先生的书作呢？人们说，先生的字笔姿秀雅，结构得体，字迹古朴敦厚，力透纸背。他喜画兰竹，常挥毫泼墨，寥寥数笔便跃然纸上，秀美流畅，雄姿挺拔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每每，当言语即出，字词声调间不自觉就会带上个体情绪，所以，信一份话语，倒不如信一份渊源。查阅资料，我们看见在深远、起伏的根源传承和人世延续中，先生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、以训蒙为生的书香门第。他是清代乾、嘉时期名书画家王道行的第六代孙，其浮雕技艺则受当时的书画名家、金石家鄢师竹的影响。这就难怪了，在旧学与艺术融汇的渊源里澎湃激扬，执着钟情，先生的书画技艺自然也沾了绵延的水质，牵了傲然的山魂，点了幻化的风云，还有，一定沉积了人间的烟火温情。如此去品味和猜想的时候，仿佛就明白，人始终要长在厚土之上，有苍天日月的华盖给予精魂的遮护，才得以根深与蒂固。
先生的故居在印江县城的太阳山麓。太阳山，仅字面透给人的信息倒是有一种神话意味，可在印江县城，太阳山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，居家生活的实在感一天天加重着人们的烟火气色。我们穿打铜巷，过茶园坝，特意请了一位年岁较高的大伯带路前往王先生的故居。眼前，一片庞杂的屋宇和巷子，厚重又密集。深邃转折中，谁能料定下一个路口是内心要等的方向。希望和失望在弯道处交替出没，永远隐藏在巷子、灶火、门窗、床铺这些俗常的谜面里，令人欲罢不能，又悲喜交加。
这里是旧城区，巷道像极了印江县城的掌纹，是一双枯瘦劳作的手，纹路粗劣模糊。同行的沈华指给我看，这是曾经的县文化馆，那是县文联曾经的办公楼，这里又是原先的看守所，还有那边是原银行的职工宿舍……六七十年代的建筑，在拥挤中衰败又落寞，楼层处纷纷破了半页窗子，高墙上偏偏又长出一蓬翠绿的蕨草、爬山虎。它们与旧物形成鲜明的生死对照，远远看了，像彼此嘲讽又彼此安慰的一句话语，酸甜自知。跟着指点的巷道，我在这些城市掌纹里看见一座县城旧时的命运。现在是快接近2015年春节了，除了各家各户敞开的屋门、小院投影出来什物，所有声响在巷子里变得杂乱模糊。一对夫妻在巷子分岔的宽裕地段，蹲着守一个大铁桶，拨弄柴火时，烟雾从铁桶一端的柏木枝间挤出来，草木香和肉味不由分说地朝着我们这边涌过来，同时涌过来的还有几个追打嬉闹的孩子。在这样的巷子，味道和尖叫足以把人撞个趔趄。
未来之前，我料想，先生曾经的居所该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落，青石地面，青石梯步，青石阶檐，尽管翠竹成为奢侈，小窗花影还是该有的点缀吧，最好再有一只好奇的狗，或者一只慵懒的猫也行。事实是，没有院落，只有一栋瓷砖楼房，旁边还横七竖八倚挤着别家楼房，寸土寸金，彼此的墙身和阳台都有些过于计较，分厘不让，人在下面小心来往。
窗户透出灯光，开门的是先生的二儿子王信亨。旺旺的火炉上围着一家老少，热闹地说着话，见我们到来，儿子一家先回了，屋里的气氛显出热情。电器和家具让不宽的房间更加局促。火炉温热，电视画面闪烁，沙发上散落着小孩玩具，一张木桌上堆放着小件杂物，一切都是那么家常。唯独墙上那张面容，须发雪白，眉目安详，嘴角满是淡然的笑，皱纹在平面的相纸上依旧深刻难抚。遗像中，先生看去仙风超然，许多波澜已经彻底平静。
家常气息里，先生的二儿子和二媳妇熟悉的是更家常的父亲。他们说起先生悲喜参半的婚姻。先后有三个女人走进先生的人生，育有六个儿女。分分合合中，是缘是孽，先生一个人默默承受，一直尽着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，始终不离不弃。墙上，左边挂着是先生的第一任妻子，也是王信亨的生母。眉目清秀，整洁典雅，“在闺中读过诗书，通情达理，和父亲说话投机。”她离世时才29岁，该是先生的最爱也是最痛吧。如今，大家再提起时口气近乎于叹息。不管缘深缘浅，到后来儿孙都报以理解，这便是福分了。
资料上这么说，1935年，先生于重庆“新闻讲习班”毕业，任四川省政府主办的《济川报》编辑。1941年返回故里印江，在刚建立的印江中学任教。尽管期间痛失爱妻，可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还有老母亲，可让自己勇气十足的还有小孩们。日子就这样摇摇晃晃来到解放以后。五十年代的反右给了先生更加狠命的一棒。他被划为“右”派，开除工作，注销城镇居民户口。妻离子散，日子艰涩。
委屈，别离，寒苦，疼痛，儿子儿媳回忆起来都可以轻描淡写，唯有先生的孝心孝顺铭刻在了儿子内心，令其敬仰万分。王信亨告诉我们，先生送着亲弟弟的骨灰回来时，从巷口一直跪到父母面前，深深自责没能替父母照顾好弟弟。还说，先生依顺老母，藏掖了内心的真爱，委曲求全，给还未成年的儿女们找了一个劳力强的继母。有孝必有善，这时，王信亨说到一件自己当初怎么也无法理解的往事。那年，从重庆讨饭过来的一对老夫妻在印江举目无亲，乞讨过日，就在先生家附近的一个祠堂里搭窝。先生每个月领五十元的工资，首先是扣除十元给那对乞讨夫妻，这样雷打不动地救助了三年多。一个人真正站立过，那些注定需要承受和背负的就不会减少，犹如书法，脾性坚忍才能力透纸背，亦如墨汁，黑得透彻，才见光泽，才拖曳出浓淡相宜。想必先生一生隐忍，为人豁达，是早就参透了这些。
闲聊中，环视四周，屋内没有佩挂任何书画作品，书籍也无一本，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把这个住所填得满满当当。可先生健在时是嗜书如命的。他藏有先代遗留数千册图书典籍和书画文物。在“文革”中，先生含泪焚毁书籍，仅灰烬就让媳妇挑了三担出门。家藏道光年间木刻孤本《印江县志》和《印江县志四期报解稿》是先生将其缝在夹衣里才得以保存，之后献给了县档案馆。十年浩劫过后，先生又购置了各类书籍。其实，先生还省吃俭用践行着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”。从1981年起，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：东及长江中下游地区，西迄云南大理，南至广西桂林，北达河南、河北、陕西等省市，饱览名胜古迹。
先生的书法造诣、历练修为影响着印江的很多书法后代。可王信亨告诉我们，尽管自己是先生的亲身儿子也没能成为他的衣钵传人，但是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雕刻手艺，大哥王信夫从父亲那里学得了一点书法技艺，可是不深。那个年代，父亲的爱全部用在了子女的吃饱穿暖上，至于艺术修为，他被生活压得还来不及说出口。“就是临终了，也没给我们兄弟几个写点东西留下来”，这是心酸处，王信亨大伯却嘿嘿地干笑起来，有遗憾也有欣慰吧，我们也只好跟着笑。更多时候，先生的这些子女是质朴无华的，他们勤劳坚忍，不与人争，当大家围着先生的墨宝赞叹不已、敬慕万分时，他们始终深爱的是人间烟火的先生，他们记忆清晰的是苦痛苦难的先生。
这是一个父亲的真实，也是一个书法家的真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