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庆寺位于印江自治县木黄镇金星村的九台坡山腰，地处国家自然保护区梵净山的西北面，海拔高度1400米。背靠九台坡，地势高寒，坡下金花溪是印江河的发源地，金厂河谷风光旖旎，天庆寺是梵净山地区最早、最大的寺庙，居四大皇寺之首，是梵净山地区佛教兴替的实物见证。

天庆寺距梵净山金顶25华里，是北上金顶的必经之寺，皇寺所处的九台坡地势高寒、温差较大、峰峦起伏，泉流清澈，风景优美。现存天庆寺遗址、界碑、摩崖、藏经塔以及大方和尚墓塔、深持和尚墓塔、卢堂和尚墓塔等。那么，天庆寺始建于何时呢，据《印江县志》载：“梵净山最早的寺庙系唐贞观二十年（646）始建的天庆寺”。另据《清道光思南府志》载“隋唐时期，广置梵宇，如天池寺、太平寺……”。因此，天庆寺应始建于隋唐时期无疑。印江文物管理所在长期的文物工作中曾多次开展文物调查，20世纪八十年代，通过对梵净山区域的调查，搜集了许多相关文物以及关于天庆寺的传说，其中也有关于天庆寺始建于何时的传说故事。据传，天庆寺的开山祖师是李如实，系五代梁末大臣，被贬为潮州刺史，梁亡后隐居成都为僧，自号“一钵和尚”，以后辗转来到木黄一带宣扬佛教。“一钵和尚”一边宣传佛教，一边治病救人，他在上山采药时，发现九台坡地势极好，风景优美，便于后唐同光四年（926）在金花溪畔修建了天庆寺。这是关于修建天庆寺的最早传说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年长者告诉我们，但是，我们认为，天庆寺的修建年代应更早，应在唐代早期，即佛教传入梵净山的初始年代。

宋元时期，统治阶级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，面对广大的地域，不同的风俗习惯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只有重新调整统治政策，对各地区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一律实行保护政策，对梵净山地区实行的是羁縻政策，实行羁縻统治。但由于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，实行民族歧视，将全国各民族划分为蒙古、色目、汉、南诏四个等级，而人口众多的汉族地位低下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，引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，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。梵净山成为湘、黔边境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域，无情的战火，使大量的庙宇遭到毁坏。明朝建立后，社会得到安定，僧侣回山复业，对殿宇进行整修和扩建，拜佛念经的人逐渐增多，恢复了寺庙往日的生机。明万历年间，通过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之后，敕封四大皇寺，赐镇山之印，使梵净山地区大部分庙宇得到恢复，扩建，梵事活动日渐频繁。清顺治时期，翰林学士——法名深持弃官隐于天庆寺，拜大方和尚为师，削发为僧，立志重修天庆寺。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征得思南府营都督王平捐银三百六十两，买置山场，把已有数百年香火的天庆寺进行了扩建，将金花溪畔的天庆寺扩建在九台坡半山腰上，扩建后的天庆寺极为壮观，山门联曰：“云海深藏僧寺立，梵音广播法源清”。这是对扩建后天庆寺的精妙刻画。扩建后的天庆寺共分为九进，一进殿供纠察灵官；二进殿供桓候大帝；三进殿供文昌帝君；四进殿供关圣帝君；五进殿供夏禹王、川王大帝李冰；六进殿供天、地、水三宫；七进殿供孔圣人及四配十哲；八进殿供观音菩萨和九皇娘，左旁供有十八罗汉，右旁供有十二圆觉；九进殿供燃灯古佛、释迦佛、弥勒佛、左右两边供二十四诸天。从九台坡脚至半山腰的九重殿，分别供奉众多的神祗，共计房屋48栋，山脚原有牌楼式山门，联曰：“於照于天，仗兹佛力宏深，普渡群民离苦海；欢然有庆，愿汝灵根不昧，大家一道上慈航”。最后一进为大雄宝殿，阶下天井由四块巨石铺就，最长8.2米，宽5米，厚0.4米。如此既长且宽厚的巨石何处开采，何法运抵，长期为天庆寺之谜。深持和尚把殿宇修复后奏报朝廷，康熙常甚为满意，当即敕封为梵净山四大皇寺之首，颁发镇山皇印一枚，并命深持主持天池寺等其它皇寺的修复任务。从此，梵净山地区广泛地修复殿宇，朝拜人员越来越多，天庆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，僧人曾一度达到500人之多。清乾隆拾年（1745）十月十五日，圆昌和尚在当时各级机构的支持下划定天庆寺的边界，并竖立陆块小界碑，明确了一个天然的保护地域，重申天庆寺是明万历戍午年（1618）敕封的皇寺，不许在界内开挖金砂，以免“伤庙祀”。这对天庆寺周围及其梵净山区域的环境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。

清咸同以来，历经长期的战乱兵火，社会更加动荡，经济逐步萧条，梵净山的匪患更加严重，清军在围剿的过程中，为捣毁据点将大部分庙宇烧毁，正如《下茶殿碑记》中所载：“咸丰五年，赵逆作乱，据山以叛，尽将庙宇烧毁，遂至片瓦无存，以此香灯冷落，人烟寂寞”。天庆寺遭到的洗劫和损坏，更是惨不忍睹，直到民国时期已破败不堪，但是游人和香客从不间断，朝山拜佛者仍以万计，截止解放前夕，天庆寺仅存正殿三间，往日辉煌的殿宇已成无人管理的废墟。在20世纪五十年代，再将正殿三间拆毁，代之以简陋的七柱六瓜木房延续香火，接着“除四旧”时又将七柱六瓜木房拆毁，把最后仅存的匾额碑序毁之殆尽，由生产队在原址上重修木房大办养猪场，并将天井内的石板重新铺就，受火灾雨蚀后的石板风化更加严重。到20世纪的六十年代，田青容（佛名僧万容）到天庆寺青灯伴佛，试图清理这片佛的废墟，不久，又被生产队赶走，直到“文革”中期，僧万容再上天庆寺，对颓废的天庆寺重新清理，延续其香火。20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田彩云（佛名僧古清）到寺继承僧万容的衣钵，维持其渗淡经营，通过化缘的方式在原大雄宝殿旧址上修建长五间的木房（即现在的木房）。九十年代初，太平寺住持慧松和尚委派张和尚在天庆寺进行管理，直到如今为僧尼田金玉进行管理。1986年5月县人民政府将天庆寺及界碑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天庆寺在深持和尚任住持时期是天庆寺最兴盛的时期，不但殿宇辉煌，僧人极多，香客广泛，而且对佛文化的研究层次和文明程度也有极大的提升，同时寺庙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。当时天庆寺号称可收万担大豆，香客以能吃天庆寺豆腐而为荣幸。到乾隆年间，天庆寺的田产就超过四万亩，每年可收大豆都在五万担以上，至今当地群众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天庆寺的豆子、护国寺的点子，承恩寺的银子，坝梅寺的谷子，太平寺的女子。”证明了当年梵净山的四大皇寺可以主宰梵净山的一切，这是佛教文化在梵净山地区得到长足发展的真实写照。

天庆寺的沧桑历史是梵净山开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佛教在梵净山发展和兴盛的历史见证。天庆寺作为梵净山四大皇寺之首，历史悠久，其佛事活动盛极一时，遗闻轶事较多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形成了一系列神奇有趣的传说故事，它不但深入到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之中，而且成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中的一块美玉，其传说故事如“井中取木”、“韦陀神像”、“推磨和尚”，“龌龊木匠”、“神鞭撵石”、“九皇观的传说”等等，给天庆寺凭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随着梵净山环山旅游公路的开通，现代文明的呼声正在无情地敲打着沉寂的山岭，引领我们走向那古朴的原始森林，步入梵天净土佛的天堂。天庆寺古庙的恢复是我们开展健康的宗教活动和佛学研究的乐土，由于梵净山原有的佛教建刹悠久历史，于是分批分步骤，有计划地修复庙宇，是开发梵净山的一项有力措施。那么，将形成东出铜仁，连接凤凰古城，西入木黄红二·六军团会师地，连接遵义会议会址，北入寨英古镇的文化旅游精品线，全方位领略武陵之巅、桃源铜仁的深层文化。